根据吴敬琏的回忆，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，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。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、马宾、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，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“最大敌人”，必须着手治理。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，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。他们认定，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，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，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。
1988年4月，全国七届人大召开。到了5月上旬，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。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“闯关”。“闯关”的意思是，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，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。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，价格一并轨，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，所以，这是一个凶险的“关”，而且必须以“闯”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。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。接下来发生的事实，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。
5月16日到19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，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。为此，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，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。
5月25日至27日，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，商议价格改革事宜，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，是刘国光和吴敬琏。会上，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“物价闯关”。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，他认为，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，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，年初开始，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，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，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，所以，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，再来进行价格改革。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，他说，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，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，要求先治理环境，再放开价格。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，韩国就是先通膨，后治理，打“时间差”，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。
8月，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“闯关”决定，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，前三年走大步，后两年微调，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%至90%，工资上升90%至100%。
“闯关”政策一公布，迅速震动全国。从当月开始，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%左右的幅度上涨，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。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，“物价闯关”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，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，撒蹄乱窜。当时，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000亿元(1992年为1万亿元，2008年为24万亿元)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，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，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，“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”。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，“人们像昏了头一样，见东西就买，既抢购保值商品，也抢购基本消费品，连滞销的也不放过”。
8月下旬，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，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，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，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。8月27日晚，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，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。8月30日，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，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，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，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、整顿秩序上来。
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，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。国家物价局的《中国物价年鉴》记载：“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、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。”
1988的“物价闯关”失败，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，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。“闯关”失败后，宏观经济陷入紊乱，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。